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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目標是黑龍江省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徑。基于國內外學術界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理論，研究省域內中等收入群體的界定與測度標準、群體特征等，對當前和未來黑龍江省如何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目標提出建議，豐富中等收入群體的研究內容，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倍增

中等收入群體一般被看作根據特定標準而確定的處于整個社會中間等級狀態的群體，其定義有多種多樣，在概念上也被稱為“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階層”“中間階層”，國外通常使用“中產階級”。研究主要結合黑龍江省當前和未來經濟社會實際發展狀況、針對省域特定區域內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狀況、統計測度以及如何擴大達到倍增目標等問題進行理論思考。

一、國外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研究

西方社會較早地開啟了近現代化發展進程，他們的學者也比較早地從社會學、經濟學等領域對社會中間位置人群進行研究。在社會學領域，英國人詹姆斯·布拉德肖較早使用了“中間階層”（middleclass）一詞來界定處于貴族與農民之間的社會群體，資產階級是中間階層的主力。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按照階級這一社會關系來劃分社會層次，即以是否占有生產資料而形成剝削關系為依據，社會的中間階層則主要是指小資產階級（如小業主、知識分子）和農民，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則處于社會的兩個極端。埃里克·沃林·賴特就馬克思主義提出了新的中間階層分類框架，賴特的模型在其他國家研究者中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與賴特的新馬克思主義中間階層理論不同，韋伯依照社會等級分層系統劃分中間階層，中間階層就是在各個系列的社會經濟地位（如職業聲望、收入、教育和消費等）排序中都處于中間等級的人群。約翰·戈德索普基于以上理論從操作層面提出了中間階層的劃分標準，他以職業分類與市場狀態結合起來的標準定義中間階層，認為中間階層由公務人員階級、工人階級以及由下層非體力雇員和小業主組成的“中間性階級”構成。戈德索普的階級分類框架是最近20年國際社會學界最主流的研究模式，對我國中等收入階層研究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以收入標準界定中等收入階層是經濟學家們普遍采取的指標。1990年世界銀行選取最貧困國家的生活狀況，按照購買力評價方法制定了人日均1美元左右的貧困線，并基于此設定了日收入超過2美元的人即為中等收入群體。照此來推算，全世界70億人口中有超過40億的人達到了這一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此后，世界銀行每次提高貧困線標準，相應的劃分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標準也隨之提升。2002年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克和什洛莫·伊茨哈克將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后的日人均收入介于10—50美元的人定義為中等收入群體，全世界人口中11%是中間階層[1]。有些學者把上限標準50美元提升為80或100美元，估計2009年球中等收入群體的總數為18億。還有一些學者采用收入中位數方法定義中等收入群體。

二、我國學術界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研究

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發展要求，國內學術界從此開始了對“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階層”等問題的研究。二十年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大體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自21世紀初開始的十年左右時間內，學術界主要就我國是否存在這一社會中間群體達成一致后，主要從社會學、經濟學等角度描摹中等收入群體的群像，研究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狀況、職業特征、教育程度、消費傾向等方面的特征，形成對我國中等收入階層的基本認識，并比較關注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對策研究。關于鄉村中等收入群體生活方式的塑造、中等收入者主觀認同感、價值觀、社會態度及成長的個體因素等方面研究將中等收入群體問題的認識推向更廣闊的空間。學術界在以上二十余年的研究過程中所形成的成果側重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中等收入群體的概念界定。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和社會發展研究所課題組（2004）就中等收入者的概念和劃分標準進行專門研究，認為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收入及生活水平保持在中等或相對平均的水平的居民群體[4]。李春玲（2018）提出社會學對于劃分中間階層主要采取兩種理論取向，形成了“新馬克思主義中間階層劃分模式”和“新韋伯主義”兩種劃分模式；經濟學中的社會中間層是按照收入、財產或者消費等經濟指標劃分中間階層，即中等收入群體，形成了以收入標準、個人財富標準等具體的劃分標準[5]。李強和王昊從社會學角度提出收入保持在中等水平、生活小康、生活水平相對穩定的居民群體，不過具體操作上哪些人應該納入、哪些人不納入還是很多有難度的[6]。第二，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測度。從社會學視角來看，李強等（2017）根據調查數據計算出人均年收入3.5萬—12萬元、年收入6.9—23.6萬、人均可支配收入2萬—6.7萬元作為中等收入群體的界定標準，按照這三個標準計算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在19.7%、21%、21.9%，城鄉之間存在差異。陸學藝課題組基于中國社會十大階層分類的基礎進行測算，得出2007年我國中產階層占總就業人口的23%。從經濟學視角來看，研究者主要是基于國家統計局城調隊的抽樣調查數據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進行估算[7]。陳新年（2005）認為，2002年我國中等收入者占總人口比重為10%左右，預測到2020年將達到50%[8]。李煒（2020）提出，我國的中間階層與中等收入群體的社會特征存在一定交集也有一定差異[9]。第三，培育、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對策研究。周曉虹（2002）提出，中國社會結構目前還只是一只中間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蔥頭”，中國社會中產階級的成長面臨著財富分配過于集中到少數富裕階層、農民階層不能順利融入城市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許多嚴峻考驗[10]。常興華等人（2012）提出，要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加大分配制度攻堅力度，完善主體性宏觀分配格局，優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促進中等收入者規模擴大[11]。李培林（2017）主張從實施人力資本優先發展戰略、推進工資制改革、根據家庭負擔給予適當扣除或減免稅負等稅收改革、通過專業化和兼業等途徑著力培育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群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群體主力[12]。我國學術界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研究已取得許多具有較好的學術價值和寬闊研究視角的理論成果，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較為堅實的學術基礎和經驗價值。第一，研究內容協同推進。黨的十六大以后，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研究熱度不斷上升，中等收入群體的概念界定、統計測度、群體特征、社會功能、擴大對策等內容協同推進，短期內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第二，研究深度不斷加強。學者對于中等收入群體的概念界定、制約因素和現實困境等方面的研究不斷深入，產生了很多從宏觀層面探討中等收入群體成長和發展的具體建議，并且增加了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主觀認同和社會態度等較為微觀的研究內容。第三，研究方法不斷創新。目前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研究主要是從社會學和經濟學兩個方面，因此中等收入群體的統計測度無論在視角、指標、標準等各方面都較為寬廣，為繼續進行相關問題研究開辟了較多空間和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三、著力實現黑龍江省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目標

目前，學術界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研究總體上還是著眼于國家整體范圍內而展開，然而全國各省份經濟社會發展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性，各地的產業結構、城鄉人口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職業分布以及老齡化程度等各方面的差異都會對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及規模有重要影響。在針對省域內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狀況、統計測度以及如何擴大等研究并不多的情況下，具體到結合黑龍江省這一特定區域的當前和未來經濟社會實際發展狀況來實現其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倍增目標的研究就更少了。特定區域中等收入群體的實際發展狀況存在很多特殊的因素，必須結合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測度標準、對癥分析影響因素，才有可能作出相對準確的判斷和對策分析。概括來說，關于實現黑龍江省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目標的研究，要著力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確定測度黑龍江省中等收入群體的合理標準，與學術界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問題進行理論對話，以期深化中等收入群體的理論認識；其次，要準確揭示黑龍江省中等收入群體的總體規模和發展狀況，展現這一群體的基本狀態特征；最后，要基于宏觀、中觀、微觀等三個層面探討實現黑龍江省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對策建議。第一，在理論層面，基于國內外學界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理論，根據相對標準建構起比較合理的黑龍江省中等收入群體的測度標準，結合統計數據測度黑龍江省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及規模，并按照時間序列對比和判定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趨勢。這里主要涉及確定測度標準的經濟合理性、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以及是否能夠實現自動調整等技術問題，統計數據主要依據國家和黑龍江省官方統計數據以及城鄉調查隊的調查報告等資料。理論研究的難點在于需要對中等收入群體相關理論進行綜合比較，從而確定省域內中等收入群體的測度標準。建議可以借助統計學中收入中位數這一經濟標準、參考社會學的測度方法對黑龍江省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及規模進行研究。第二，在實踐層面，需要基于現實生活描摹黑龍江省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特征，從而分析影響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制約因素。這里可以采取分類方式研究其群體特征及影響因素，包括家庭經濟狀況、教育水平、職業分布、生活方式、階層認同、社會態度以及愿望訴求等。尤其需要充分考慮到黑龍江省作為農業大省的實際狀況，對城鄉中等收入群體進行分類描摹。對于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特征及影響因素，其中的主動因素主要指各類群體工資水平提高導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被動因素主要是指城市化水平提高以及退休工資提高等因素導致中等收入群體增多；而農村中等收入群體特征及影響因素，主要涉及進行大規模農業經營、從事技術性務工、經營性活動等獲得的收入增加、國家對農業進行補貼以及各種轉移支付產生的收益等。第三，在對策層面，在分析擴大黑龍江省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意義的基礎上，研究實現黑龍江省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倍增的可能性及對策建議。通過以上研究過程確定未來擴大黑龍江省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點，繼而結合黑龍江省經濟社會實際發展狀況，從宏觀政府層面加快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制定產業扶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宏觀政策，在中觀層面優化營商環境、建設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高效透明的政務環境、鼓勵創新創業、提升民眾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在微觀層面建設寬容的文化環境、保障重點人群更高質量就業和發展、增強中等收入群體的主觀認同、生活滿意度和地域歸屬感等。

參考文獻：

［1］李春玲.中等收入群體與中間階層的概念定義———社會學與經濟學取向的比較［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6（6）.

［2］陳宗勝，楊希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點與難點在農村［J］.國家治理，2022（3）.

［3］楊宜勇，池振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路徑探索［J］.社會科學研究，2021（6）.

［4］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課題組，常興華，李偉.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實證分析和政策建議［J］.經濟學動態，2012.（5）.

［5］李春玲.中等收入群體的增長趨勢與構成變化［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

［6］李強，王昊.我國中產階層的規模、結構問題與發展對策［J］.社會，2017（3）.［7］陸學藝.關于社會建設的理論和實踐［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8（2）.

［8］陳新年.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戰略措施［J］.經濟研究參考，2005（5）.

［9］李煒.中間階層與中等收入群體辨析［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20（6）.

［10］周曉紅.中產階級：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J］.江蘇社會科學，2002（6）.

［11］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課題組,常興華,李偉.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12（21）

［12］李培林.中國跨越“雙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選擇［J］.勞動經濟研究，2017（1）.

作者:白雪 胡警月 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