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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德國；職業院校；質量保障；評價機制

中圖分類號：G5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39（2016）02-0080-05

目前，我國在職業教育質量保障建設方面已有十多年的實踐探索，《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建全職業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的目標，政府、社會也將職業教育質量保障提到新的高度。德國職業教育發展水平居世界前列，其質量保障體系更具顯著特色。立足我國職業院校可持續發展的現實訴求，汲取德國職業教育質量保障的有益探索和實踐經驗，對于我國職業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啟示意義。本文在借鑒德國職業教育質量保障經驗的基礎上，分析我國質量保障機制的缺失，并提出改進措施。

一、德國職業教育質量保障的經驗

1.以法律措施確保職教質量規范有序

德國從法律層面清晰界定了職業教育的權責，通過依法辦學、依法治教為職業教育的監督與管理提供保障。首先，職教領域法律規范有序。以《聯邦職業教育法》為核心，制定了《職業培訓法》、《企業基本法》、《青年勞動保護法》、《遠程教育法》、《晉升進修促進法》等一系列分類詳盡、標準細化的職教法規。其次，通過國家《基本法》賦予各州獨立的教育管轄權。由各州教育事務的最高權力機關文教部頒布《州學校法》，為職業院校制定章程，規范辦學行為。宏觀層面涵蓋學校使命和類型結構、法律主體及權責、學校人事及財務等；微觀層面對學校建制、教學管理、課時要求、考試事務及成績評定等做出規定。德國各州文教部長聯席會議（KMK）規定了職業院校的指示性任務，即培養學生三類能力：職業能力、適應能力、獨立參與社會及規劃個人發展的能力。學校管理部門以《州學校法》為指導，設計教育質量的全局性戰略目標，涵蓋辦學方向和特色、發展規模、人才培養等。[1]

2.通過科學設定外部質量評價標準推動職教質量穩步提升

德國根據各州教育法所規定的職業教育質量框架設計教育質量評價標準，關注質量的動態發展過程。首先，KMK設定了職業院校“學校質量標準”和“教師教育標準”的框架條件。[2]“學校質量標準”是學校教育教學、管理與服務的行動標準。KMK將職業教育質量分為四個維度：輸入質量（Inputquali⁃ty）、輸出質量（Outputquality）、過程質量（Processquality）和績效質量（Outcomequality）。德國下薩克森州（Lower-Saxony）基于EFQM（歐洲質量管理基金會）模式，依據5個過程（戰略目標、過程、領導、教師、資源及伙伴關系）及3個結果指標（學生及教師滿意度、社會效益、主要結果）評價教育質量；柏林（Ber⁃lin）和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NorthRhine-Westphalia）對質量框架中的教學過程、學校管理、學校成果、校園文化、教師專業發展、質量目標等6個領域和25個質量特征進行定量和定性研究并形成報告；巴符州（Baden-Württemberg）注重評價指標的發展性，依據Q2E（通過評價和發展的質量）模式（包括課程質量、個別反饋、內部自我評價、學校領導和質量過程控制4個領域），將學校發展分為非常達標、達標、基本達標、未達標四個階段。“教師教育標準”即各科教師職業資格的全國性基礎標準，教師除教學法、專業科目知識、教育學和心理學外，還需具備評價、診斷、合作及素質發展的元勝任力（Meta-compe⁃tence）。教師職業資格標準為職業教育的規范化發展提供保障。其次，各州質量框架中尤其強調過程質量。過程質量包括5個維度：（1）學校質量：考查學校授課教師專業化程度、領導行為質量、成員之間的合作交流。（2）工作與學習條件：考查學校各項工作運行的前提，以定性描述記錄學校學習與工作條件存量。包括學生結構和數量、教學及管理人員結構和數量、財力和物力資源等。（3）教育和培訓過程：考查教師教學過程、教學水平、教學設計及教學氛圍等。（4）質量開發：考查學校內部成員之間、學校與外部伙伴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任度與合作度。（5）工作績效：以學生職業能力、師生及用人單位滿意度為標準考查人才培養目標。[3]

3.通過內部自我評價的有效開展增強管理驅動力

學校自我評價是保障教育質量的基礎，德國職業院校均設有專門的質量管理部門負責學校內部自我評價。學校內部評價專員根據學校辦學目標和質量評價指標收集資料，構建以數據資料為基礎的內部評價系統，形成教學質量報告。自我評價既有助于促進師生參與積極性和主人翁意識，提升學校管理透明度，又為外部評價做準備，以評價發現差距，提出整改措施，引導學校教育質量的自我超越。

4.通過第三方監控與評價保證質量評價的有效性

德國強調第三方監控與評價是保障學校內部質量的必要條件，第三方的專業性體現為：第一，評價機構的專業性。各州均設立專門的研究所，由州文教部提供資金支持，作為獨立于州政府和學校的非政府機構負責州學校的質量評價。如：巴伐利亞州的ISB(學校質量與教育研究所)、巴符州的LS（學校發展研究所）、柏林和勃蘭登堡州的ISQ（學校質量研究所）、布萊梅的LIS(布萊梅學校研究所)等，為州學校提升教育質量提供決策指導[4]。第二，評價者的專業性。研究所設評價專家團隊，評價專家具有較高研究水平和豐富的教育管理、實踐經驗，熟悉職業院校運行規律，并接受系統的培訓和資質認證，保證團隊價值觀一致。第三，評價過程和結果的專業性。通過網上調查、數據采集、查閱文件、現場考察、座談會等方式對學校進行綜合評價，提供外部觀點，借鑒其他職業院校的有益做法，避免學校改進的盲目性。

5.通過政府干預與行業企業協助的有機結合，確保質量保障機制的順暢互通

首先，德國職業教育職責機構涵蓋政府各部門，包括聯邦教育部、勞動局職業教育研究所（BIBB）、經濟部等，設置教育質量考查委員會作為教育質量評價的常設機構。委員會由質量評價專員、教育管理者和行業企業人士構成，通過構建教育質量評價體系，常規化地進行督導和評價。聯邦教育計劃與促進委員會（BLK）、州文教部以及各種協會等各機構分工合作，從機構配置上為職業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礎。其次，行業企業在德國職業教育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各行業協會推行統一的職業資格證書（《國家認證職業資格證書》），為職業教育規范化提供保障。行業協會的職責涵蓋企業培訓資質認定、監督培訓場所與人員、為企業及學員提供咨詢、組織技能考試等各方面。德國企業普遍視參與職業教育為企業義務。職業教育經費由公共財政與企業共同支出，企業學徒期的培訓經費由企業雇主負責，職業院校經費由州公共財政支出。近年，企業投入實習場地、實習設備、實習津貼、徒工社會保險、培訓人工資等各類經費正逐年增加，充分體現了德國企業對職業教育的重視。[5]

二、我國職業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存在的問題

1.職業教育法律保障缺失

首先，職業教育缺乏獨立的法律地位。我國職業教育起步晚，發展快，缺乏獨立的法律保障，相關法律規范散見于《教育法》、《職業教育法》、《勞動法》及各種“決定”、“意見”等政策條文中。第二，法律法規及政策調整滯后。2003年至今，職業教育已占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無論辦學模式及規模、辦學經費，還是人才培養途徑、學生管理、實習實訓等都處于探索階段，亟需法律保護。從經費投入看，目前沒有一部法律涉及職業教育資金投入占財政收入的比例，經費保障存在法律缺失。從人才培養途徑看，“產學研”結合作為職業院校人才培養的基本途徑，我國對“產學研”結合缺乏系統界定，受法律政策、環境資源限制，多數學校“產學研”實踐探索緩慢；第三，法律法規實施保障監督不力。我國沒有像德國那樣通過立法明確職業教育監督機構，缺乏職業教育法監督實施體系，職業教育中的問題缺乏法律責任條款，僅通過政策或規章制度予以監督和規范，執行上缺乏強制力。

2.外部教育質量評價標準弊端明顯

我國職業教育外部質量評價片面強調結果，忽略過程評價。從2014年3月教育部高職教育與成人教育司研究制訂的《高職高專院校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方案》[6]評估指標體系不難看出，當前對我國職業院校的外部評價僅限于鑒定性和總結性層面，片面強調學校發展規模、教育滿意度、就業率、技能獲獎率和考試升學率等結果指標，缺乏對教學理念、教學方法等微觀過程的評價。此外，片面強調基礎設施和師資力量等硬環境，對學校文化、學習氛圍、教師和學生發展、反饋機制等軟環境重視不夠，評價結果缺乏理論依據和佐證材料，缺乏可操作的實施建議，不利于幫助學校制定切實可行的持續發展目標。

3.內部自我評價機制薄弱

職業院校過分強調外部質量評價的決定性，不利于內部自我評價機制建設。教育部《中職教育督導評估辦法》（教督[2011]2號）[7]指出要以督導評估結果反映高職教育建設的基本情況，總結高職教育發展的經驗和特色，存在問題，指明高職教育建設方向。評估結果也作為學校表彰和問責的重要依據。這一方面導致學校耗費大量精力、財力應對評價，從而影響正常教學和運作；另一方面導致學校抵觸評價，自評報告缺乏客觀公正，遮蓋、隱瞞問題和困難，使評價流于形式。這樣極不利于促進自我評價機制建設，難以發揮自評的問責與改進功能。

4.第三方專業機構質量監控缺乏

第三方教育評價機構獨立于學校和教育管理部門，通過人才培養質量評價、畢業生調查等形式評價學校人才培養、辦學質量，評價結果科學、客觀，且能提供建設性意見。然而我國極少有職業院校使采用第三方專業機構評價。片面將學校行政管理人員作為教育質量反饋的主體，師生缺乏信息反饋話語權，所作反饋受制于行政管理部門，造成反饋主體單一、反饋價值失真等問題。反饋主體不夠多元化導致信息源局限，難以更好地為學校辦學、人才培養提供專業建議。

5.政府宏觀調控薄弱，行業、企業參與度不高

首先，我國職業教育采取由地方政府負責的分級管理、分工負責的集權式管理體制，各部門彼此獨立，缺乏統籌規劃和有效溝通機制。同時，作為一種類型教育，職業教育在各類教育中占據半壁江山，但與各級各類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相比，職業教育財政投入占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比例低，職業教育的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也明顯低于其他類型教育的水平。其次，行業、企業作用缺失，沒有形成良好的職業教育與行業企業的支持合作機制，企業忽略了基于與高校橫向合作的可持續發展。企業高薪難以聘請高技能人才，卻不愿結合行業企業人才需要，與職業院校共同培養、儲備人才，最終導致學校培養不出適應社會發展、職業需求的人才，企業的良性發展也因人才短缺受阻。

三、對我國職業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建設的啟示

1.加強職業教育法制化建設

首先，應系統梳理職業教育各類文件成果，出臺《職業教育法》及系列配套法規；地方政府也應制定地方性具體條例或實施細則，形成一套由職業教育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組成的，相互銜接且便于操作的系統化、規范化的職業教育法律體系。其次，職業教育必須去行政化，讓市場決定辦學方向、數量和規模。培養目標定位上，必須將辦學自還給學校，教學自還給教師，學習自還給學生。監督上應堅持定量判斷和定性分析相結合、價值判斷與事實分析相結合，并充分考慮教育政策的時效性。

2.制定完善的外部質量標準體系

首先，標準應具層次性。對應于職業教育多樣化的教師培養規格和目標，應有多樣化的教師質量標準。第二，應注重標準制定的時效性。應根據社會對教師的素質需求建立動態的教師職業標準。可建立國家職業教育資格框架，整合教育和培訓等各類資格標準，實現等值互認。第三，應注重標準制定的系統性。職業教育質量標準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國家層面可組織研制、出臺相應標準，例如：國家示范校建設形成了示范學校建設標準（可以引領其他職業院校規范辦學行為，國家專業教學標準、國家教師專業標準、學校設置標準等；地方層面可結合區域經濟社會需求和人才需求，制定地方教育質量標準；學校層面可制定辦學和人才培養質量標準。其次，評價標準內容應多元化，涵蓋辦學質量、教學質量、課程質量以及經費標準等。只有具體的專業領域方面都有了基本的標準保障，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才有保障。第四，應注重標準制定的導向性。借鑒德國經驗，在編制評價指標時，須滲透職業院校內涵式發展的特色元素，采用質和量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學校辦學條件、課程質量、管理質量和自我評價等進行綜合評價，構建基于內涵發展的評價體系，實現結果評價向過程評價轉變、評價硬件指標向評價內涵和質量指標轉變、被動評價向主動評價轉變。同時，構建評價等級由“未達標”到“達標”各上升階段的質量要求，通過評價發現學校質量缺陷，促使其達到質量標準。

3.加強內部自我評價機制建設

德國在對職業學校教育質量保障的過程中，強調學校自我評價是評定學校教育狀況的準則。職業院校應遵循“自我評價為主，以外促內”原則，完善內部自我評價機制建設，充分發揮自我評價機制的反饋和改進作用。一是設置單獨的內部評價機構，獨立行使評價和監控功能。二是構建常規化的內部質量標準體系。結合國家標準和社會需求，明確人才培養和辦學定位并據此設定教育教學的各項工作要求，規定教師、教學管理者等各類人員的職責、制度、規范等。三是建立職業院校自我評價制度。依據國家質量評價標準，制訂學校的自我評價標準和方案，并向社會公布評價結果。四是建立校內外質量評價體系。校外評價根據畢業生追蹤調查、與用人單位交流反饋、市場人才需求等調查結果展開評價。校內評價根據教學檢查制度、教師聽課制度、教學督導制度等各類制度、文件，以及教師評學、學生評教、教學評優及教學觀摩等結果展開評價。學校應形成組織專人校外調查的制度，對學校發展狀況做出客觀判斷，保證學校明確改進教育教學質量的方向和目標，引導學校付諸實施。

4.創設“專門化”的第三方質量評價機構

為保證教育質量評價的獨立公開，以及權威和影響力，使評價工作更加規范專業，政府應轉變職能，設立獨立的、不依附于教育行政部門的第三方教育評價機構，負責學校外部質量評價標準開發、外部評價專家的資質認定與培訓；年度教育質量報告的編撰等。通過評價檢驗學校辦學績效和學生質量，為學校制定教育教學政策和財政預算提供參考。這種教育部支持的外部的、獨立的公共機構作為獨立于教育行政部門和職業院校的“中間體”，有利于提升評價的透明性和客觀性，使評價結果更客觀公正。還可以調動社會各方力量，發揮社會對職業院校質量評價的監管職能。

5.提高政府關注度，調動行業企業參與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