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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我國現行財政體制的缺陷導致縣鄉財政困難，這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重要原因。因而需要通過財政體制改革和公共財政體制的構建，理順各級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加強縣鄉財政的實力，使其財權與事權相統一，以發揮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作用。
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嚴重滯后，導致農民行路難、通訊難、就醫難、上學難、飲水難、用電難等不良后果，制約了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導致當前我國“三農”問題的重要原因。因而，增加和改善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應成為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著力點和突破口。在統籌城鄉發展、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背景下，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針，加大了改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力度。本文主要從財政體制改革的視角討論增加和改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
一、我國縣鄉財政困難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問題同時并存
雖然增加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可廣開渠道、多方籌資，實行一定的政策傾斜，也可嘗試公共產品供給的市場化運作方式，但不容置疑的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依然只能是縣鄉政府。然而，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我國縣鄉財政日益陷入困境，縣鄉一級政權的財政收支矛盾相當尖銳，主要表現為工資欠發、赤字規模不斷擴大、實際債務負擔沉重、財政風險日漸膨脹等，縣鄉財政多維持在“吃飯”的水平上，用來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非常有限。據推算，目前中國平均每個鄉鎮負債約400余萬元，共計2200億元左右(許正中，2004)。鄉鎮負債規模龐大，來源復雜，債務利息高，累積時間長，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形勢極為嚴峻。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城鄉分離的二元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城鎮實行由政府供給為主導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城市的公共產品完全由政府保障，并列入財政預算；而對農村的公共產品來說，政府投入很少，導致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農田水利和農村道路常年失修，農村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社會保障均十分落后，城鄉差距日益擴大。農村稅費改革后，鄉鎮財政自籌制度取消，縣鄉財政主要依賴農業稅來應付日益龐大的財政支出，縣鄉財政更顯困難，無力提供農村基本的公共產品和服務。而隨著取消農業稅改革的實施和落實，以農業為主的縣鄉財政失去了其主要收入來源，縣鄉財政尤其是大部分鄉鎮財政更加困難。
我國縣鄉一級政府和財政是面向農村、服務農村、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主體。尤其在當前“三農”問題日益凸出、城鄉差距日益擴大的背景下，如何加強縣鄉一級財政，實現縣鄉財政解困，增強其服務農村和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能力，是財政體制改革必須面對的問題。為此，我們應從現行財政體制的內在弊端著手，找出當前縣鄉財政困難的體制原因，以明確縣鄉財政解困和財政體制改革的方向。
二、我國現行財政體制的缺陷
1994年形成的分稅制財政體制雖然比財政包干制是一個進步，但遠不是一種成熟的分稅制財政體制，還存在較為明顯的非規范性和過渡性質，其固有的內在體制缺陷直接導致了當前縣鄉財政的困難，也制約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改善。
1．政府間的財政關系缺少法律規范，財政分權與政治集權存在矛盾。由于行政垂直集權和政府間財政關系缺少法律保障，導致政府間財政關系極不穩定、極不規范，而基層政府在責、權、利的分配上則處于不利地位。這種財政分權與政治集權并存的體制，極易導致各級政府“上收財權”與“下放事權”的機會主義行為。事實上，我國各級政府在財力分配上層層“抓大集中”，將大稅種、大稅源抓到手中，到了基層財政也就基本沒有大稅可分，稅種雜而收入規模小，造成基層財政收入來源極不穩定。同時，上級政府通過各種形式的“事權下放”，加重了基層的財政負擔。
2．現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側重“收入”的劃分而缺乏對于各級政府事權責任的清晰界定。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明確了各級政府間的收入劃分，但對各級政府的事權范圍則沒有做出清晰的界定，導致各級政府間事權責任不清乃至于相互推諉，而基層縣鄉財政尤其是鄉鎮財政則不合理地承擔了過多過重的事權責任。目前，縣鄉財政承擔了許多本該由中央、省級財政承擔的事權負擔，比如，民兵訓練、優撫、計劃生育和義務教育等。無論是根據財政分權的“受益”原則，還是參照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做法，這些事項都應劃歸中央和省級政府的事權范圍，或由中央和省級財政承擔大部分責任。而在我國卻都壓到了基層財政頭上，由此形成縣鄉財政的困難局面。同時，也造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目前全國農村義務教育的投人中，鄉鎮財政負擔78％左右，縣級財政負擔約9％，省級財政負擔約11％，而中央財政只負擔約2％(陳紀瑜、趙合云，2004)。如能將農村義務教育的投資主體上升到中央和省級財政，僅此一項便將大大減輕縣鄉財政的支出負擔，也將更有利于農村義務教育事業的財力保障和長遠發展。
3．省級政府對下級地方政府轉移支付制度不健全是縣鄉財政困難的重要原因。分稅制改革后，按照中央對省的體制模式，各地在省內建立起的轉移支付制度很不完善，直接制約了基層財政獲取必要財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各省級政府對下級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總量有限，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基層財政運行困難的問題。二是轉移支付形式以稅收返還、專項撥款為主，這兩種形式在財力分配上都有利于富裕地區，不利于調節地區間財力差異。三是各省通過“因素法”分配財力的資金非常有限，無法在貧困地區、富裕地區間實現財力均等化。
三、改革我國財政體制，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對策
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現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加快公共財政體制建設步伐，在各級政府間合理劃分職責范圍和收入，做到財權與事權相統一，是加強縣鄉財政、改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體制保障。 轉貼于
1．以法律形式明確各級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職責范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一種從中央到省、市、縣、鄉鎮政府的多級供給體制。其中，縣鄉政府作為國家財政體系的基礎環節，直接為農村居民提供各種類型的公共產品。而農村公共產品構成上的層次性，決定了作為供給主體的各級政府間的責任劃分：屬于全國性的農村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承擔，屬于地方性的農村公共產品由地方政府承擔，一些跨地區的公共項目和工程可由地方政府承擔為主，中央一定程度上參與和協調。依據這一原則，諸如環境保護、大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救災救濟、優撫安置、社會福利等項支出應由中央、省級政府承擔，縣級政府負責管理，縣鄉政府承擔具體事務；農村基礎教育、基本醫療服務的支出應由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共同承擔；縣鄉政府作為基層政權，主要承擔本轄區范圍的行政管理、社會治安和本區域內小型基礎設施方面的支出責任。這種政府間職責的劃分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以杜絕上級政府下放事權的機會主義行為，防止增加縣鄉財政的負擔。
2．大力培植以財產稅為主體稅源的縣級財政稅收體系?？h級財政缺乏大宗、穩定的主體稅源，是財政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目前，省以下政府大宗收入是營業稅，而從前景看，應注意發展不動產稅，逐步形成省級以營業稅為財源支柱、縣級以財產稅為財源支柱的格局。不動產稅是最適合基層地方政府掌握的稅種，是非常穩定的稅源，只要地方政府一心一意優化投資環境，自己地界上的不動產就會不斷升值，每隔3年至5年重新評估一次稅基，地方政府的財源就會隨著投資環境的改善而不斷擴大，地方政府的職能和財源的培養便非常吻合，這正適應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調整的導向。我們應借鑒國外的經驗，逐漸把不動產稅調整為統一的房地產稅來征收，同時考慮不同地段的因素并幾年一次重評稅基。這樣，不動產稅就會逐漸隨經濟發展而成為地方政府的一個支柱性的重要稅源(賈康，白景明，2003)，從而緩解基層政府的財力困境，為改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保障。
3．建立規范化的地方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一是簡并轉移支付制度形式，規范專項撥款，逐步取消稅收返還和體制補助，進一步加大均等化轉移支付資金力度。1994年以來建立起的地方轉移支付制度，盡管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地區間的財力差距，但并沒有從根本上緩解基層財政的困難，基礎教育等最基本的社會公共服務在各省內部也未實現“均等”。因此，應進一步增加均等化轉移支付資金規模，確立均等化轉移支付在地方政府間轉移支付中的主體地位。二是進一步調整不合理轉移支付資金分配格局。將調整“既得利益”的資金用于均等化轉移支付，有助于增強中央、省對下的調控力度，進一步緩解基層財政困難。三是建立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專項性轉移支付制度，解決在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上的社會公共服務不平等問題。四是建立穩定的均等化轉移支付資金，資金分配要高度重視解決縣級財政困境問題。
4．改進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程序和方式。傳統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這難免會造成農村公共產品供求失衡的現象。在建設農村公共財政體制過程中，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建立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表達機制，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程序由“自上而下”轉變為“自下而上”是非常重要的。要實行鄉、村兩級政務公開、事務公開、財務公開，增加公共資源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向村民公布收支情況。此外，根據公共財政學說的一般理論，很多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村公共產品可采用政府與市場混合的方式提供。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條件下可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動員社會資源進行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建立起以財政為主體、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共同參與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比如，由政府和私人通過談判的方式聯合供給公共產品，這種公共產品通?？赏ㄟ^產權界定賦予私人部分收益權，本著“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這樣，有助于將投資于農村公共產品的各種積極因素調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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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益擴大的居民收入差距與宏觀經濟的持續疲軟改革開放20年來,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同時,我國居民收入在不同人群之間的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擴大。這可從以下幾方面來考察:首先,從居民總體收入差距情況看。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有關統計數據,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1996年為0.424,2000年達到0.458,而且還在進一步擴大。依據國際通行標準,基尼系數在0.4以上就表示分配的絕對不均?？梢?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的總態勢是不容忽視的。其次,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情況看。我國經濟是一種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這種經濟結構的特點決定了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從而其收入水平有著明顯的不同。具體地講,農村相對基礎薄弱,發展相對遲緩;城市工業化水平較高,發展也相對較快。因而,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客觀存在的。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已經比較大,在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2.57∶1。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差距進一步擴大,200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升為2.80∶1。目前,我國人均GDP為900美元(2001年統計)。從國際上其他國家情況看,當經濟發展水平在人均GDP為800—900美元階段,城鎮居民收入大體上是農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國這一比例遠遠高于其他國家,且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第三,從不同地區居民的收入差距情況看?？煞謩e從城鎮和農村兩方面考察。在城鎮,比如1999年,按東、中、西三大區域進行統計顯示,三大區域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比為1.48∶1∶1.06。其中,從省級情況看,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是最低的山西省人均收入的2.52倍;而從城市情況看,最高的深圳是最低的西寧人均收入的4.31倍。從動態情況看,差距也在逐年拉大。從1997年到2000年,上海和北京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幅度相對較快,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1.57%,而山西和河南卻只比上年多增加0.25%。在農村,1998年東、中、西三大地域的人均收入比為1.94∶1.35∶1。從動態角度看,1978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華南地區與人均收入最低的西北相比為1.68∶1,而到了2000年,相對差距已達到2.15∶1。由此可見,不同地區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第四,從不同行業職工收入差距情況看。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我國所有制形式單一,不同行業間的差距是微乎其微的。但經過20年來的改革開放,行業差距在逐年擴大。據國家統計局測算,1990年,收入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人均收入比為1.29∶1,1995年達到2.23∶1,1999年達到2.55∶1。
同時,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還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其中,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收入差距主要集中在不同所有制單位成員之間,私營、個體階層的收入較高。而90年代中后期至今,隨著所有制結構的全面調整和分配過程的市場化,收入差距已轉移到不同行業之間、不同單位及部門之間、甚至同一單位不同個體成員之間。上述分析表明,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形勢已變得嚴峻起來。過大的收入差距,不僅影響著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而且也直接制約著宏觀經濟的健康運行。1998年以來,我國已全面進入買方市場,通貨緊縮逐步顯現和加深,居民消費價格持續負指數增長,經濟低迷問題也越來越引人關注。雖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與我國目前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不無關系。
二、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與個人所得稅制的缺陷既然我國目前收入差距擴大的形勢已十分嚴峻,并開始制約著我國宏觀經濟的健康運行,我們就應當想辦法去縮小差距、啟動經濟。為此,首先需要尋找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首先,最根本的因素,是我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取向。由于市場化改革,收入的分配機制由過去的按勞分配模式,轉化為目前的以按勞分配為主、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的格局。由于經濟組織的競爭能力、各社會成員的要素投入和勞動貢獻上的差別以及不同地區資源稟賦上的差距,必然會帶來不同區域和不同群體居民間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擴大。從歷史上看,在市場初始化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不同所有制之間競爭的初始條件不同,從而他們在競爭能力上一開始就存在著差距,由此也決定了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市場化運作中必然存在差距。其次,現實的因素是市場化轉軌過程中的雙軌并存。市場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總要經歷一段過渡期。
在過渡期中,舊的體制尚未完全打破,而新的體制尚未真正建立。一些人憑借自己有利的地位,如掌握重要經濟信息,獲取特定的市場準入權,對重要的、緊缺的商品享有控制權等,利用雙軌體制,謀取巨大利益。由此,出現了一部分暴富群體。另外,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還沒有得到完全延伸的條件下,一些領域所存在的行業性壟斷,也使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之間的個人收入差距明顯擴大。再次,政策性因素,是宏觀經濟政策不平衡。為了早日擺脫貧窮落后的舊面貌,小平同志提出,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由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條思路本身是正確的,但在具體貫徹落實中,人們采取了一系列的不平衡發展的政策措施。比如,對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給予較多的優惠政策,使得這些地區得到了快速發展,人們的收入水平明顯提高。但卻沒有采取有效的調控措施,解決先富帶動后富問題,從而使地區差別、城鄉差別和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搞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沒有差距。然而,這種收入差距應該是合理形成的,應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之內。這就需要借助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尤其是要借助收入再分配機制,對收入差距進行調節。
國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既要依靠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更要依靠經濟杠桿,尤其是稅收杠桿。在對居民的收入差距調節中,個人所得稅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但從目前情況看,我國的個人所得稅調控能力十分有限,甚至在某些方面還進一步拉大了居民間的收入差距。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分類征收所得稅制的明顯缺陷。目前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大多數國家均采用綜合征收制或分類綜合征收制。采用綜合征收制,不會產生橫向不公平的問題。因為不管何種類型的所得,最終只適用于同樣的稅前扣除和按同樣的稅率計征。這種計征,不僅能充分體現稅負公平,而且還簡便、快捷。然而,目前,我國實行的是分類征收制,這不僅難以體現公平稅負、合理負擔的原則,而且增加了征管上的難度,使得個人所得稅征管效率低下、稅收流失嚴重。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一是分項扣除和按月計征方法不合理。對工資薪金按月計征,對勞務報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稿酬所得等按次征納,會產生對納稅人的不合理征稅。比如,在年所得額相同的情況下,月度之間所得比較平均的納稅人的稅負,要低于各月所得差異較大的納稅人。二是按次計征容易出現避稅現象。因為,在這種分類稅制模式下,客觀上造成了從制度上鼓勵納稅人采取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的辦法來合理避稅,導致稅源流失。三是所得項目劃分不清。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有11個應稅所得項目,不同的所得項目,稅收待遇不同。在實際工作中有各種各樣的復雜情況,有些所得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如工薪所得和勞務所得有時區分起來十分困難,這就給稅收征管帶來了很大的難度,而且造成了同一收入稅負不同。第二,費用扣除額的設定所產生的不公平問題。比如,現行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凡取得工薪者,每月固定扣除800元。這種扣除方法極易帶來不公平問題。原因是,我國個人所得稅現行的費用扣除額未考慮家庭贍養的實際情況。在國外,尤其是個人所得稅制比較完善的國家,其稅前的費用扣除必須考慮納稅人的實際情況,如固定的家庭費用扣除要按家庭實際贍養人口計算,此外還要考慮贍養老年人和撫養小孩的加計扣除,教育培訓的加計扣除以及購買一套住宅的加計扣除等等。通過這些扣除,使納稅人能夠在比較公平的起點上繳納稅收,避免由于扣除的簡單化造成征稅上的不公平。
第三,超額累進稅率的設計所帶來的不公平和低效率問題。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對工薪階層所征稅收實行5%-45%九級超額累進稅制,而對個體工商戶和承包承租所得則實行5%-35%五級超額累進稅制。如此稅率設計,一方面產生了不公平問題,另一方面,工薪所得最高邊際稅率達到45%,可能產生抑制人們工作積極性的負效應。上述個人所得稅制設計上的問題,往往使得高收入群體相對更易通過“合理避稅”的辦法,減少納稅比例;相反,對于那些收入較低的弱勢群體,往往是納稅中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差距的合理調節功能難以真正發揮。除上述問題之外,目前在對個人所得征稅問題上,還存在著相關政策不配套,稅收征管不力的問題。比如在與相關稅種的配套上,目前只在收入形成環節征收個人所得稅,使用環節征收消費稅,而沒有在收入積聚環節征收不動產稅、證券交易所得稅,也沒有在收入轉讓環節征收遺產和贈與稅。即使在收入形成環節也未開征社會保障稅。調整個人收入分配過分倚重目前尚不健全的個人所得稅,這不能不使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同時,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執法環境也較差,例如,公民的納稅意識還不強,稅官們的素質還不高,稅收管理的現代化水平也較低,等等。這些都使得個人所得稅對居民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大打折扣。超級秘書網
三、完善個人所得稅制,調節居民收入差距前文述及,欲確保我國宏觀經濟健康運轉,就必須想方設法增加弱勢群體的收入,遏制居民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以此提高居民普遍的消費能力和他們的平均消費傾向。在這方面,進一步完善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乃當務之急。為此,建議做好如下三方面工作:第一,改革目前的分類征收所得稅制,逐步向綜合所得稅制過渡。支付能力原則,是現代課稅制度的最適原則,而綜合所得稅模式恰恰體現了這一點。從理想的角度看,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也應采取綜合所得稅制。但由于受到現有稅務管理、稅收環境等因素的制約,不可能一步到位。為此,可采取逐步過渡的辦法,在現有分類所得稅制的基礎上,逐步綜合。即,先采用分類綜合所得課稅制度,然后擴大分類綜合所得稅的范圍,并逐步過渡到綜合所得稅制。為實現這一過渡,還應創造相關的征管條件。
比如,建立納稅人和支付單位雙向申報制,以確保納稅額的準確合理;制定嚴密科學的預扣稅制度,從扣繳人和納稅人兩方面促進扣繳制度的貫徹落實;構建信息收集和交叉稽核系統,以避免因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稅收流失的風險;結合儲蓄實名制,逐步實現個人收入支付的規范化和信用化,在此基礎上建立具有“個人經濟身份證”特征的稅務號碼制度,為個人所得稅現代信息化管理奠定基礎;同時,還應建立全社會的個人信譽約束機制,進一步提高全社會居民的納稅意識。第二,完善個人所得稅的作用機制,充分發揮其對居民收入差距的調節職能。為此,一要完善累進稅制。在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的同時,實行統一的、檔次區分的超額累進所得稅制,這是一項調節高收入者分配的有力措施,也是世界上的通行做法。二要采取稅式支出的辦法,減輕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減輕初次分配差距的懸殊程度。三要執行稅收指數化政策。將通貨膨脹因素考慮進去,減輕通貨膨脹對收入分配的扭曲效應,以保護低收入者的利益。第三,做好相關稅種的銜接配套工作,提高稅務干部的業務水準。為充分發揮稅收在調節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除個人所得稅自身應作如上調整外,還應做好與其相關的其它稅種的完善工作。
關鍵詞：離岸金融中心；開曼群島；避稅港型
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一般來說是只有記賬而沒有實質性業務的，又稱“逃稅型”或“簿記型”離岸金融市場。這類金融中心多為島國或小國，地理位置偏離大陸，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目前，世界上比較著名的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主要有英吉利海峽上的澤西島和根西島，加勒比地區的英屬開曼群島、維爾京群島、巴哈馬群島和百慕大，英格蘭與愛爾蘭間的英屬馬恩島以及南太平洋上的瑙魯、薩摩亞群島等。在這些國家或地區開展金融業務可以免繳利潤稅及營業稅等，且營業成本與費用較低。根據2014年3月的最新的全球最具權威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指標指數――《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15），目前排名前三的離岸金融中心有澤西島、根西島和開曼群島，三者中較上期得分增加最多的是開曼群島，說明開曼群島離岸金融中心發展較快。所以，這里以開曼群島為例進行分析。
一、開曼群島離岸金融中心的形成與發展
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位于加勒比海的西北部。20世紀60年代以來，因拒絕參加牙買加的雙重稅收條約而成為英國的殖民地，開曼群島也因此成為具有獨立而特殊稅收環境的地區。雖然面積很小，只有240多平方公里，人口也很少，不足3萬人，但它卻是世界上僅次于倫敦、紐約、香港和東京的第五大金融中心。在這里注冊的銀行和信托公司就有500多家，注冊的公司有4萬多家，與英屬維爾京群島、百慕大并稱為世界三大離岸注冊地之一。它還是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資金管理地，根據對沖基金研究公司（Hedge Fund Research， Inc.，簡稱HFR）的數據，截至2011年三季度末，世界上33.38%的對沖基金在開曼群島注冊。
20世紀60年代，開曼群島奠定了離岸金融業務發展的政治與法律基礎。為了建設離岸金融中心，1966年，開曼群島頒布了《銀行與信托公司基本法》與《外匯管理法》。此外，開曼群島在建設離岸金融中心時不僅十分重視提升政府的國際聲譽，還重點加強了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加拿大、英國及瑞士等國的銀行、信托公司、保險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相繼落戶開曼群島。最初主要是離岸公司與信托業務，不久離岸銀行業務也快速發展。除了銀行以外，保險公司和其他跨國投資企業也紛紛在開曼注冊離岸公司，形成了相對多元化的離岸金融業務。到1972年，有3000多家注冊公司及300多家信托公司入駐開曼群島。近年來，得益于歐洲貨幣市場的迅速發展，開曼群島的離岸銀行機構以每年23.4%的速度增加，使開曼成為世界上人均擁有銀行最多的地區。目前，開曼群島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離岸金融中心之一。據統計，開曼群島的離岸銀行擁有高達8000億美元的外來資產。離岸金融業務每年至少為當局增加2500萬美元的收入，這占其總收入的15%以上。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截止2011年9月，在開曼群島經營的銀行來自全球45個國家，擁有離岸銀行負債4.4萬億美元的42%，共計1.6萬億美元。
二、開曼群島離岸金融中心快速發展的原因
（一）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開曼群島位于發達的北美與最大的發展經濟體拉美之間，與發達國家――美國很近，并與全球最大金融中心之一的紐約及離岸金融中心之一的邁阿密位于同一時區。而且，開曼群島風景優美，適宜居住，有利于吸引各類高端人才。
（二）政府的推動。20世紀60年代，為了建設本國的離岸金融中心，開曼政府不僅頒布了《銀行與信托公司基本法》以及《外匯管理法》等法律法規，還加強了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注重提升政府的國際信譽。這一切為開曼群島離岸金融中心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和物質基礎。
（三）優越的稅收環境。根據開曼群島的稅收制度，開曼群島僅有少數稅種，比如進口稅、工商登記稅等，來調節進口以及收入，沒有所得稅、資本收益稅、不動產稅及遺產稅等，素有“避稅天堂”之稱，這為開曼群島發展離岸金融提供了重要的競爭優勢。
（四）有利的發展機遇。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為開曼群島建設離岸金融中心的提供了重要的契機。首先，跨國公司獲得了巨大發展，生產和資本出現了國際化趨勢，迫切需要靈活自由的國際資本流動市場，以滿足跨國公司國際業務迅速發展和資金頻繁調動的需要。其次，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以及外匯儲備大量增加，世界上發達國家開始放松外匯管制，匯率開始隨利率與物價的變動而變動。匯率波動幅度的加大使跨國公司面臨更大的經濟風險，它們需要新的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來應對這一風險。同時，利率、物價與匯率波動本身也為投機牟利創造了新的機會。再次，國際上一些短期資本持有者，鑒于美元總的地位相對下降和資本逃避的需要，也需要一個不受各國法令管制的資金“避難所”。第四，很多傳統制造業為了追求流動資產的收益性，開始將貨幣資產轉變為金融資產，越來越多傳統的非金融類公司也開始介入金融服務業，開展金融服務，使銀行業面臨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為了應對競爭帶了的壓力，銀行開始尋求新的出路，拓展新的業務和領域，逐步走向多元化。開曼政府正是抓住了這些有利時機，及時開放金融市場，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極大地促進了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
三、開曼群島離岸金融中心的特點
（一）不開展實際業務，僅僅是簿記中心。開曼群島像其他許多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一樣，僅僅是全球化風險管理鏈條中的一個節點。大量的國際貿易和現金業務要納入大型的國際資產組合中進行操作和管理。這些實際業務常常并不是在開曼群島開展的，而是在其他離岸金融中心進行的，開曼群島僅僅是這些業務的簿記中心。
（二）稅收十分優惠。開曼群島是世界著名的“避稅天堂”，以稅收和地理上的優勢吸引大量投資者。1978年，英國皇家頒布法令，明文規定，永久免除開曼群島的繳稅義務，包括商業稅和個人所得稅，開曼群島成為英國皇家法令特許的無稅區。所以，開曼群島不征收任何所得稅、資本利得稅、公司稅和遺產稅等。同時，開曼政府對于在島上注冊但不在島上經營的豁免公司，提供20年內不征收所得稅的保證，而豁免信托公司可得到50年內不課征所得稅的保證。該保證不受稅收政策變化的影響。
（三）金融高度自由。有其他國家相比，開曼群島的金融自由化程度很高。從1980年開始，開曼群島廢除了一切與外匯管制有關的法例，貨幣資金可以自由流動，允許黃金和外匯自由買賣，對銀行存款也無任何限制，無準備金要求。而且，獲得A類許可證的金融機構可以在島內外任何地方從事不受限制的經營活動。
（四）既有嚴格的保密制度，又打擊販毒洗錢等國際犯罪活動。為了維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和政府信譽，開曼政府不僅一直很重視銀行的保密問題，而且積極加強其境外金融操作的信譽。1989年，開曼政府通過一項法律，判定販毒洗錢行為違法，這在加勒比海地區是首開先例的。開曼政府還于1990年與美英等國簽訂了《共同法律協助協定》（Matura legal assistance treaty），以共同防范國際犯罪組織利用離岸金融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如販毒或洗錢等）。在防范國際犯罪行為的同時，開曼政府還致力于保障合法商業行為的隱秘性。早在1966年，開曼政府就頒布了《銀行和信托公司管理法》，規定了為客戶保密的原則。1976年，開曼政府又制定了《保密關系法》，規定對泄密者最高可以判處兩年徒刑。
四、幾點啟示
（一）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的發展有其自身的獨特優勢。綜觀世界上比較著名的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它們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不像其他類型離岸金融中心那樣大多是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大都市，而它們大都是發展中的中小島國或城市，雖然經濟不很發達，有的甚至被聯合國列為最不發達國家之一，但卻政局穩定，沒有戰亂，自然地理條件優越，風景優美，氣候宜人，尤其是不征或征極少稅費，幾乎沒有金融管制，而且替客戶保密等。開曼群島也是如此?？梢哉f，這些就是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發展的獨特優勢。
（二）政府的聲譽在離岸金融中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國際資本不僅追求資本的收益性，還追求資本的安全性。所以，跨國金融機構和國際投資者十分重視投資國政府的信譽。良好的政府信譽和對私有財產的有效保護，是吸引跨國金融機構和國際投資者的重要因素。在這方面，開曼政府做的非常好。開曼政府一直以來都十分注意不斷提高其國際信譽，而且以法律的形式保護個人和機構合法財產的所有權。這可以說是開曼群島離岸金融中心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三）要保持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的穩定發展，必須加強監管，打擊犯罪。既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又打擊販毒洗錢等國際犯罪活動是開曼群島離岸金融中心穩定發展重要保證。當然，作為離岸金融中心，還必須加強金融監管。否者，作為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更容易出現問題。比如，2013年3月21日，作為世界上重要的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的塞浦路斯，全面爆發了銀行業危機。當然，這種金融監管，不是直接的金融控制，而主要是靈活運用現代化的監管手段，監控資金的流向和流量，時刻關注銀行資金來源和運用的杠桿率與集中度，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并確保金融機構合規經營。塞浦路斯金融危機的教訓是深刻的，為我們發展離岸金融業務敲響了警鐘。但我們也不能因噎廢食，只要我們加強金融監管，不斷提高監管水平，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仍然會在國際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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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明顯（1964-10），男，漢族，河南遂平人，經濟學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行為金融、金融產業集聚、金融尋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