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22 01:52:12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貨幣政策論文，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一、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差異性
1.兩者調節的領域存在差異性貨幣政策的調節領域主要集中于經濟領域，而相比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調節領域更為寬泛，不僅局限于經濟領域，還涉及社會發展的非經濟領域。具體地說，貨幣政策是通過改變貨幣供應量來影響國民經濟，貨幣供應量的改變主要發生于流通環節，對流通環節的調控主要集中于市場經濟領域，在這一系列的連鎖反饋過程中，貨幣政策要發揮其功能需要商業銀行的配合和傳導，因此受金融系統邊界的制約，由此可見這種政策的調節領域比較有限。財政政策主要發生于國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環節，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變動涉及社會穩定各個方面的實現，特別是在縮小收入差距，推動科教文衛事業的發展等領域，具有貨幣政策無法比擬的優勢。
2.兩者調節的作用機制存在差異性財政政策更關注經濟公平，貨幣政策更體現經濟效率。這是因為，盡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控的都是貨幣資金，但其資金的性質明顯不同。貨幣政策調控的資金為借貸資金，具有明顯的償還性，其資金使用效益的提高會使經濟的運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財政政策的貨幣資金較具有無償性。通過資金的無償占有和使用，調節不同人群、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實現社會的公平。
3.兩者調節的時滯存在差異性從政策制定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制定時滯較長，而貨幣政策的制定時滯較短。政府制定和修訂財政政策要經過立法機關審議和批準，有一整套極其嚴格的程序，不允許隨意變動年初的財政預算，因此往往需要較長的周期。貨幣政策的制定和修訂由中央銀行決定，中央銀行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所以政策的變動時滯較短。從政策執行角度來看，貨幣政策時滯較長，財政政策時滯較短。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有傳導渠道承載，無論通過利率渠道傳導還是通過信貸渠道傳導，都需要較長的傳導鏈條，因而貨幣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發揮要有較長的時間分布間隔。財政政策一般通過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實施具有某種強制性，其達到的效果也較易在短時間內顯現。
4.兩者調節的方式存在差異性盡管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點，但財政政策能夠由政府直接調節和控制來實現，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別是在調節經濟結構領域，通過財政支出的增減變動和稅率的大小變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資和消費的結構與規模。相比較而言，貨幣政策的間接性較強。政策的實施不僅需要暢通的傳導路徑為依托，還需要商業銀行的緊密配合，且政策效應的發揮還受到企業管理經營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費意愿等因素的制約。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異性，表明二者之間密切相關，在宏觀調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補充。因此在實踐中，只有根據自身特點將兩者有效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準確地達到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
二、財政與貨幣政策搭配的理論綜述
1.封閉經濟條件下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JohnRichardHicks和AlvinHansen(1937)在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基礎上得出的一個經濟分析模型，用于反映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的條件下，國民收入和利率的關系，該模型廣泛應用于財政與貨幣政策研究。IS曲線用來描述產品市場均衡，根據封閉經濟國民收入等式:Y=C+I+G可以獲得關于收入和利率關系的向右下方傾斜的IS曲線。LM曲線用來描述貨幣市場均衡，根據等式M/P=L1(r)+L2(y)可以獲得關于收入和利率關系的向右上方傾斜的LM曲線。IS與LM曲線的交點意味著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業時的均衡，因此需要財政與貨幣政策進行調節，其中財政政策改變IS曲線的位置，貨幣政策改變LM曲線的位置，通過IS和LM曲線位置的變化，實現充分就業下的均衡狀態。伴隨著IS－LM模型的誕生，經濟學家對它的批評和指責就不絕于耳。例如，模型的創始人J.R.Hicks就公開表達了對該模型的不滿:IS曲線表示的是流量均衡關系，而LM曲線表示的是存量均衡關系。若要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在一年中同時達到均衡，則在整個過程中貨幣的供給必須與需求保持相等，這只有在不確定的預期每天都正確的情況下實現，這顯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評指出:IS－LM模型的一個假設是兩種市場的均衡相互獨立，一條曲線的變動不會引起另一條曲線的變動，這種假設不正確，IS和LM應該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盡管各種對IS－LM模型的批評不無道理，但并沒有因此撼動該模型在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地位。無論是后來的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還是供給學派，其理論都沒有取代正統的IS－LM模型，反而被納入該模型，豐富和拓展了該模型。因而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證明IS－LM模型的巨大價值，是政府分析財政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沖突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實現內部均衡，還要實現外部均衡。當一種經濟政策面對兩個宏觀經濟目標時，就會出現內外沖突的問題。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這個問題，稱之為“米德沖突”。他詳細分析了兩國為維持內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間存在的沖突:設定兩個國家A和B，在A國的國內支出上出現了自發緊縮，其結果導致了A、B兩國國民收入的緊縮，并且使國際貿易朝著有利于A國的方向變動。在這種情況下，A國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脹來實現內外均衡。具體地說，就是一方面停止國內的蕭條以實現內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國進口需求的縮減和A國的貿易差額移向順差以實現外部均衡，對A國來說，這不會產生政策沖突問題。但如果A國不這樣做，B國就會面臨嚴重的政策沖突。為了實現內部均衡，B國的國內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脹來制止經濟蕭條，但為了外部均衡，B國又要求國內支出有政策性收縮，以便在A國對B國出口需求縮減的同時，限制B國的進口需求。這就存在尖銳的政策沖突，穩定國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脹會導致國際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國際收支達到均衡的政策性緊縮又會加劇國民收入的下降。可見，在米德的分析中，內外均衡的矛盾表現為國內總需求緊縮和國際收支逆差之間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運用金融政策一種工具，因此必然導致調控中左支右絀的情況。以上米德的論述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在開放經濟中內外均衡的沖突十分常見和頻繁，單一的金融政策無法解決內外均衡沖突的兩難困境，運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這一思想構筑了政策搭配理論的基石。隨后經濟學家們在此領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沖突理論為依據展開的。
3.丁伯根法則為解決內外均衡的沖突問題，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將政策目標和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數學模型，論證了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要有相互獨立的N種有效的政策工具。這一理論被稱為丁伯根法則。這說明，只要政府能夠運用兩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過政策工具的配合達到理想的經濟目標。當A1/B1=A2/B2時，方程組無解，這意味著兩種政策工具對兩個宏觀經濟目標有相同的影響，可以視為一個獨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實現兩個獨立的經濟目標。丁伯根法則對經濟政策理論具有深遠意義，它的重要貢獻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數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個可擴充性較強的數學模型。該法則還進一步強調了眾多且廣泛的政策搭配是實現經濟內外均衡發展的客觀要求。
4.蒙代爾有效市場分類原則在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的匹配問題上，盡管“丁伯根原理”被廣為認同，但缺乏可操作性。現實中政府在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應對內外均衡兩種目標時常常會遇到邏輯上和指導思想上的困難，不能實現政策目標。蒙代爾認為，造成這種困難的原因在于丁伯根原理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視為同等效力的政策工具，但實際上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蒙代爾借用兩目標－兩工具模型提出了絕對優勢原則和比較優勢原則，構成了蒙代爾有效市場分類原則的核心內容。該原則的政策決策模型可簡單概括為。蒙代爾在指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時，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財政政策對外，貨幣政策對內，這樣搭配的結果會擴大國際收支不平衡;另一種方法是以貨幣政策對外，財政政策對內，這樣能夠實現良性循環，縮小國際收支的失衡。據此蒙代爾主張以財政政策促進內部均衡，以貨幣政策促進外部均衡。有效市場分類原則有很大的實用價值，其意義在于揭示出不同政策工具擁有不同政策效果，以絕對優勢或相對優勢指派政策工具，有利于政策目標的實現。
作者：張麗莉單位：黑龍江省委黨校
一、實證分析
(一)ECM模型分析通過上文對各個變量進行協整分析，我們發現五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接著本文運用ECM模型進一步研究這些變量間的短期動態關系。經估計得具體ECM模型為。 從模型中可知誤差修正項的系數為－0.44，符合反向修正原則，這表明變量之間的短期非均衡狀態會不斷向長期均衡狀態趨近。從結果上看，收入差距變動在短期內對消費差距的影響顯著。滯后一期的收入差距對于當期的消費差距作用為正，系數為0.67，說明短期內消費差距主要受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影響，收入差距的擴大同時擴大了消費差距，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消費差距影響的短期動態變化和長期穩定效應一致，均擴大了消費差距。除此之外，其他變量的滯后項對消費差距的影響系數均不顯著，說明短期內影響消費差距的主要因素為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其他因素對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影響需要一段時間的傳遞才能顯現出來。ECM模型反向修正系數的值較大，說明本模型的反向修正機制比較強烈，因此短期的非均衡狀態將較快的向長期均衡狀態不斷趨近。
(二)脈沖響應分析本文以前面的ECM模型為基礎，結合正交化方法以及Choleski分解技術，建立消費差距和其他變量之間的脈沖響應函數模型。分析結果見圖1至圖5。圖1為消費差距對自身的沖擊效應。從中可知，消費差距對于來自自身的沖擊反應一直為正，但變化幅度較大。初期對沖擊的強烈反應，而后在第四期后迅速下降，在第八期開始趨于平穩。圖2為收入差距對消費差距的沖擊效應。圖中顯示消費差距對來自收入差距的沖擊反應較為迅速，開始即產生正向效應并且一直維持為正，即收入差距的拉大逐步拉大了城鄉居民之間的消費差距，這與前面的模型分析也是相符的。圖3為政府財政支出對消費差距的沖擊效應。該圖表明初期時FE對消費差距的沖擊為正但較小，在第三期轉為負向效應，且此后持續為負。這說明我國財政支出在短期內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經過一段時間后，財政支出對消費差距的負向作用顯現出來，明顯縮小了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消費差距。圖4為貨幣供應量對消費差距的沖擊效應。由圖可知，貨幣供應量對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沖擊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加大，且持續為正。這說明我國貨幣供應量拉大了我國城鄉居民消費，這與協整分析和ECM模型分析的結果也是一致的。圖5為通貨膨脹對城鄉消費差距的沖擊效應。圖中顯示通貨膨脹對城鄉消費差距的沖擊一直為負，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負向沖擊變的更為明顯，即長期內通貨膨脹能夠促進消費差距的縮小。
(三)方差分解分析Sims(1980)的方差分解方法為，通過求解擾動項對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沖擊，來預測模型中各個因素對均方誤差的貢獻度。在此，我們運用方差分解法來了解各類因素對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沖擊作用，方差分解結果見表3。從表3中可知，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對消費差距的影響力度逐漸增強。除了消費差距自身的變動影響外，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率也是影響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重要因素，分別解釋20.81%和18.17%的消費差距的波動。方差分解中，各個變量對消費差距的影響程度也和協整分析中相應變量系數的大小相對應。
二、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分析發現收入差距和貨幣政策拉大了城鄉居民消費差距，而財政支出和通貨膨脹在長期內有助于縮小城鄉居民消費差距。根據結論，本文提出下列建議。第一，縮小我國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根本措施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的額同時，不斷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第二，保持適度的通脹有助于縮小城鄉居民消費差距，而貨幣政策在長期內卻拉大了城鄉居民消費差距，二者影響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的機理復雜，國家在制定控制通脹和制定貨幣政策時，應該持審慎態度。第三，財政支出在長期內能夠縮小城鄉居民消費差距，因此政府應該繼續加強基礎教育的投入，提高農村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同時繼續深化農村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并逐步建立完整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減輕農民負擔，釋放農村地區消費潛力。
作者：林曉斌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一、門限回歸模型的估計
在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中，以物價穩定的衡量指標通貨膨脹率為門限變量，分別建立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和金融穩定的關系式，構建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門限回歸模型。通貨膨脹率作為門限變量，是反映物價水平高低的體制變量。當存在一個門限值γ時，通貨膨脹對另一貨幣政策目標的動態影響就被劃分為兩個階段;當存在兩個門限值γ1，γ2時，通貨膨脹對另一貨幣政策目標的動態影響就被劃分為三段。
門限回歸模型設計由Caner和Hansen提出的帶有內生解釋變量和外生門限變量的門限回歸模型，［15］使用了兩階段合并最小二乘估計(2SPOLS)以及斜率系數的廣義矩估計(GMM)方法，極大地推廣了門限回歸模型在實證分析中的應用。
二、實證檢驗
(一)貨幣政策多目標系統指標選擇與模型設計物價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之一，與其他四個目標關系密切:首先，經濟發展必定伴隨著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投資、消費等的增加都會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導致物價波動;其次，根據菲利普斯曲線，通貨膨脹與就業在短期內存在替代關系，兩者呈反向變動;再次，物價穩定與資產價格穩定是以貨幣表現的不同經濟活動的實施目標，如果央行適當調整導致金融不穩定的變量，則不僅可以實現金融穩定，也可以平抑物價和產出的波動;［17］最后，在當前開放環境下，國際收支會從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兩條途徑沖擊國內物價水平。因此，本文選擇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門限回歸模型的門限變量。具體分析如下:1.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Fischer在研究影響經濟增長的各個宏觀經濟變量時首次提出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為非線性關系的可能。他認為一旦通貨膨脹值發生變化，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會變化。因此，如果兩者之間存在這種非線性關系，那么原則上估計這一拐點(即門限值)就是有可能的，在這一點上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將發生變化。根據上述理論，借鑒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面資本存量和投資規模的增加會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會導致初始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具有相對較快的增長速度。［18］此外，投資規模的擴大會直接影響生產鏈上游的產品價格，進而對最終產品的價格產生影響，于是投資所形成的有效供給或將成為抑制通貨膨脹的物質基礎。最后，對于我國而言，人口紅利的出現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因此，在考察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引入投資、人口自然增長率、初始GDP水平等因素的間接效應。模型引入變量如表1所示。2.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菲利普斯曲線是用來表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替代關系的曲線，由威廉•菲利普斯提出后，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理論解釋和改進，其中索洛和薩繆爾森根據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理論將原來表示失業率(u)與貨幣工資率之間交替關系的菲利普斯曲線發展成用來表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交替關系的曲線。但是，索洛和薩繆爾森認為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替代關系并非長期固定不變，制度性改革會緩和這種關系，政策對經濟的刺激會通過小幅度通貨膨脹來提高就業水平，［19］政府基于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的這種關系，通常將兩者控制在某臨界點以內的安全范圍內。因此，采用索洛和薩繆爾森的菲利普斯曲線形式表示通貨膨脹與就業(失業)之間的關系。3.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貨幣政策操作工具主要通過金融市場進行傳導和實施作用于最終目標，金融市場穩定與否直接關系到貨幣政策實施的效率和有效性。［20］但在現實中，物價穩定往往會抑制金融市場的活力，阻滯金融市場發展。美聯儲前任主席Greenspan指出，貨幣政策很難協調兼顧同時實現物價和資產價格水平的穩定。但是Greenspan仍然主張貨幣政策要密切關注資產價格的變化，在關注物價穩定的同時也要重視金融市場的穩定。限于數據選取的局限性，本文選取上證綜指(SH)作為反映金融市場情況的指標，對上證綜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此外，由于超出公眾預期的貨幣供應量增加會引起資產價格的升高，［21］利率的變化也會通過影響投資者行為和上市公司決策進而影響金融資產價格。因此，貨幣供應量、利率、社會固定投資額等也是研究物價與金融資產價格關系應考慮的因素。(控制變量見表1)4.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操作與調控關系重大，國際收支主要通過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兩條途徑來影響國內物價水平，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Karras通過實證分析檢驗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對國內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結果表明，一個國家對外貿易水平越高，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越小，對物價水平的影響越大，［22］且國際收支對國內物價水平的非線性拉動作用要求我們建立非線性模型尋求兩者之間的平衡點。輸入型通貨膨脹的產生原因有很多，從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兩條途徑考慮，選擇國際收支差額(BOP)作為國際收支平衡的衡量指標，同時考慮國外實際利率水平、匯率、國內利率水平等因素的間接效應(如表1所示)，建立其與通貨膨脹率的門限回歸模型。在該模型中，引入投資、人口紅利、初始GDP水平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改進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并考慮到貨幣供應量、利率、社會固定投資額等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以及國外實際利率水平、匯率、國內利率水平等因素對國際收支的沖擊作用。選取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作為通貨膨脹率的衡量指標。為了避免CPI分布的雙峰特征和非對稱性特征對模型穩健性的影響，使用半對數變換方法對其進行半對數變換處理。
(二)單位根檢驗平穩的時間序列是模型構建的前提，也是門限模型對數據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對上述模型進行門限效應檢驗之前首先對各個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PP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結果表明，各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可以進一步進行門限模型的檢驗。
(三)門限值估計和門限效應檢驗運用MATLAB軟件，以式(2)為基礎對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的門限回歸模型進行門限值估計，各門限估計值在10%的水平下均符合顯著性要求。門限值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基于式(4)(5)(6)對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的門限回歸模型進行門限效應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結果表明，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存在門限效應，且所有LR統計量均拒絕有一個門限值的假設，不能拒絕有兩個門限值的假設。因此，貨幣政策多目標模型存在門限值，表3所示門限值估計結果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從表3的四組門限值估計結果中不難看出，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金融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相應衡量指標之間均存在明顯的非線性關系。結合表5的系數估計結果，具體分析如下:1.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當CPI低于3.40%時，GDP對CPI的反映系數約為0.55，此時溫和通貨膨脹帶動社會生產效率提高，促進經濟增長，進一步會提高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成本，引致通貨膨脹;當CPI進一步上升介于3.40%～15.20%時，GDP對CPI的反映系數轉為－0.86，此時社會公眾產生較高的通貨膨脹預期，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經濟增長;當CPI高于15.2%時，GDP對CPI的反映系數進一步惡化為－3.40，惡性通貨膨脹將會對經濟增長甚至整個社會發展產生嚴重的影響。因此，我國CPI的最優目標區間為(0%，3.40%)。2.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當CPI低于0.80%時，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相關性較弱，為0.02，且t值檢驗不顯著;當CPI介于0.80%～15.7%時，低失業率伴隨著高通貨膨脹，兩者之間的反向關系明顯，失業率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15，符合菲利普斯曲線的預期，且經驗數據表明這種情況下失業率能控制在社會可接受范圍之內;當CPI高于15.7%時，失業率對CPI的反映系數為12.2，經濟處于低迷狀態，失業率大幅上升。此時，我國CPI的最優目標區間為(0.08%，15.7%)。3.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當CPI低于2.32%時，上證指數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03，但是社會投資需求不足，此時以上證綜指為代表的資產價格低迷;當CPI介于2.32%～11.6%時，公眾投資信心增加，資產價格有所回升，此時上證指數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64，適度的通貨膨脹帶動各項社會投資升溫，各種金融資產的價格穩步上升;當CPI高于11.6%時，上證綜指變化幅度和變化頻率增加，上證指數對CPI的反映系數高達4.89，金融市場開始出現泡沫，此時金融風險增加，金融市場運行狀況不穩定。該情況下我國CPI的最優目標區間為(2.32%，11.60%)。4.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當通貨膨脹率低于2.67%時，國際收支差額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02，歷史數據表明這段時間內國際收支差額明顯小于其他年份，且包括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在內的國際收支賬戶交易較少，經濟對外開放并未很好地帶動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當CPI介于2.67%～12.30%時，國際收支差額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45，國際收支差額隨著通貨膨脹在一定范圍內有所增加，這符合我國前期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國際收支順差帶動了國內消費需求的增加和企業生產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發展注入活力;當CPI高于12.3%時，國際收支差額對CPI的反映系數為2.80，國際收支順差持續增加甚至惡化。且從統計數據上可以看出，經常賬戶的增加幅度遠大于資本賬戶，說明我國粗放型的經濟開放模式不再適用于當前的發展狀況。因此，基于該方面的考慮，理論上我國CPI的最優目標區間為(2.67%，12.30%)。綜合比較上述通貨膨脹率(CPI)在不同傳導機制下的最優目標區間，并在數軸上呈現(見圖1)。可以發現，四個區間之間存在交集(圖1中的陰影部分)，即(2.67%，3.40%)，這表明貨幣政策五個最終目標在其相互影響和作用的過程中是可以協同兼顧、并非絕對排斥和矛盾的。當通貨膨脹率保持在區間(2.67%，3.40%)內時，貨幣政策其余最終目標的衡量指標也保持在合理的范圍內:GDP呈現穩定增長的趨勢，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GDP就會增加約0.59%;失業率會隨著通貨膨脹率增加有所下降，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失業率會下降約0.15%;在此區間內上證指數從低迷狀態平穩回升，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上證指數約增加0.64%;國際收支差額在此區間內有所增加但仍在社會可承受范圍內，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國際收支差額約增加0.45%。
三、結論
本文以通貨膨脹率為門限變量，借助貨幣政策多條途徑傳導機制，構建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門限回歸模型并分別進行門限效應檢驗。結果表明:通貨膨脹率與GDP、失業率、上證綜指、國際收支差額之間存在明顯的非線性關系，當通貨膨脹率達到門限值時，其與貨幣政策其他目標之間原有的線性關系就會發生改變。此外，通貨膨脹在與貨幣政策其他目標相互作用過程中產生的最優目標區間存在重疊部分，即當通貨膨脹率保持在2.67%～3.40%范圍內時，經濟增長適度、失業率尚未超出社會可接受范圍、金融市場穩定、國際收支賬戶合理。這表明貨幣政策五個最終目標之間并不是絕對排斥和矛盾的，它們之間具有協調和兼顧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實證結論，現提出以下建議:1.從政策制定來看，實證分析表明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之間具有可協調性。我國應該堅持實施多重目標制的貨幣政策，合理制定經濟發展目標，兼顧社會各層次需求，有效控制各操作變量，緩解各目標間的矛盾和沖突，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保持在社會可接受范圍內。2.從政策傳導途徑來看，進一步探索貨幣政策實施的有效工具和傳導渠道，提高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一方面應進一步穩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并深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程，使得利率、匯率能夠有效地反映資本市場資金流動狀況，保證貨幣政策利率、匯率傳導機制的效率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應建立健全社會投融資體系，改善投資環境，重視貨幣政策的微觀主體傳導模式。3.從政策實施的外部環境來看，應逐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進程，控制資本賬戶開放可能帶來的風險，嚴格把控對外貿易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保證貨幣政策宏觀經濟調控作用的有效發揮。
作者：劉超馬文騰單位：北京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山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貨幣政策國際的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度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恢復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這是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在貨幣政策協調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應對金融危機的協調與人們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獨立的矛盾也進一步顯現出來。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未緩解和全球經濟形勢變數增多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把握貨幣政策的導向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問題。
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是貨幣當局通過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潛在的風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環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回顧歷史,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對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然超過1.2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適時選擇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略,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入手。其一,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二,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不明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其三,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現實和長遠利益。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我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在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