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產教融合論文，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第1篇

2011年4月4日，由四川師范大學，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國學院聯合主辦，四川師范大學政治教育學院、四川省中國哲學史研究會和四川省朱熹研究會承辦的“蕭父先生與蜀學研究”學術研討會在四川師范大學隆重召開。來自省內外二十余所學校及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向大會提交學術論文40余篇，其中不乏創新性研究成果和重大研究項目的階段性成果。與會專家學者以大會發言和分組研討的方式圍繞著“蕭父先生的蜀學研究及對蜀學研究的重視”和“蜀學研究的學術價值及現實意義”兩大主題，各抒己見、暢所欲言?，F將討論的主要問題綜述如下：

一、關于蕭蓬父先生與蜀學研究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郭齊勇教授主題發言認為，學養淵深而極具詩情的哲人蕭先生得益于“中西文化交融的多棱鏡”之近代蜀學的滋養，又自繼承了“深人舊學”、擁抱新知、“心態開放、相容并包、哲詩并重、仁智雙彰”近代蜀學之精神，并以重識中華文明作為蜀學研究的重心，通過對近代蜀中大家蒙文通、劉咸圻、唐君毅進行評介和表彰，認為近代蜀學具有中西文化相資互補之屬性，其特色在于：傳統學術的根底厚實，特別是深通經史之學，而又堂廡寬廣、心態開放、相容并包、不囿成法。四川大學胡昭曦教授作了《略述蕭父先生的蜀學研究一一兼談推進蜀學研究之我見》的主題發言：通過對蕭先生的蜀學論著及其學術貢獻的集中梳理和高度評價，進而建議在資料上“廣搜深掘”、在研究上“擇原甄微”，并呼吁建立“蜀學研討會”制度和大力培養蜀學專業性人才，以期紹繼蕭先生等前賢弘志，大力繁榮巴蜀文化和蜀學研究。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許蘇民教授感悟于蕭老《吹沙二集》中關于“真與美”之關系問題，指出哲學認識是“由真入美”之途徑與“由美人真”之結果兩者的辯證統一。并指出蕭先生“關于哲理、詩心與史感之統一的論述，既為后學指點了研究哲學史須將邏輯分析、歷史分析、審美觀照三者相結合的門徑”，又啟迪我們如何從中國哲學史研究走向重建現性：“由真入美”、人乎其內，通過審視人類理性的發展歷程產生歷史情感；進而，“由美入真”、出乎其外，從這種歷史情感出發，“漫汗通觀儒、釋、道”、“從容涵化印、中、西”，由此走向新哲學之創造。

二、關于蜀學與巴蜀文化研究

西南民族大學教授祁和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譚繼和在《巴蜀文化時間與空間“維度”討論》一文中，通過對古人文獻、古城遺跡、先秦時蜀王序列、傳說中蜀國史料等四個類別的史料分析，指出巴蜀文化歷史時間起點略晚于五帝之首黃帝；在與巴蜀政區相比較的基礎上，認為巴蜀文化區的空間范圍是以四川盆地為中心，兼及周邊地區而風俗略同的穩定的地域共同體，而其核心地域大體以龍門山一一大涼山為界。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粟品孝副教授以“研究重視程度和具體成績”為切人點，對近現代蜀學的發展演變進程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梳理，認為其大致可分為草創和初步發展、緩慢發展、蔚然興起三個階段，特別是近二十年來蜀學研究在風氣倡導、平臺構建、影響擴大、成果取得諸多方面不斷推進，使之已然成為了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院長舒大剛教授在大會發言中首先分析了兼有巴蜀文明載體和巴蜀文化主體的雙重含義之巴蜀文獻的重要價值，同時對《蜀中著作記》、《嘉慶四川通志》、《擬四川藝文志》，特別是嘉慶《四川通志•經籍志》著錄文獻詳加分類統計，強調了編纂《巴蜀文獻要覽》的必要性；他還就本書中“載體”性、“主體”性與“本體”性巴蜀文獻分類選錄標準和“‘文獻概論’、‘類聚群分’與‘專書提要’相結合”的編纂方式進行了詳細介紹。四川大學哲學系賈順先教授認為，古代四川學人“既吸取又創造”，在與中原主流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蜀文化的獨特風貌，然而，近代多數四川學人并不墨守理學，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互補中成就了蜀文化中西融合的特點。

三、蜀學與中國哲學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蒙默教授認為譙周是蜀漢時期學術界最為廣博精深的學者，對譙周及其師秦宓古史之學給予高度評價，指出譙周關于古史的論述雖未突破三皇五帝的框架，但其獨具慧眼在于以我國原始社會之三大發明(“鉆燧出火”、“結繩為網以漁”、“神農作耒耜”)為據“以定三皇之序”(燧人“為三皇之首”)，并認為“譙周《古史考》與古代君位之傳承炎帝之上記以‘姓’，炎帝以下記以‘世’，實為我國原始社會組織由部落而酋邦演進程序之實錄”；崔述所言三皇五帝中三五為約數之說，譙周之師秦宓早已論述但未能流傳后世。蒙先生還認為，學習古文經的譙周一改以神秘主義釋“德”之法，僅“謂之‘水德’、‘木德’、‘金德’，止為各國氏不同文化習俗之表述，而不包含他義”。四川師范大學首席教授蔡方鹿在《劉沅對理學的批判與繼承發展》一文中指出：劉沅以求圣人中正之道作為判斷是非、取舍事物的標準，對理學之名、理學道統論、理學心性論、理學知行觀及其流弊提出了批判，同時又一定程度地認同和肯定理學的價值觀和經學觀，對理學本體論加以吸取和借鑒，表明在客觀上劉沅對理學有所繼承、改造和發展，使其學術具有了新的時代特色，而在蜀學史乃至清代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四川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創新基地詹石窗教授對劉咸忻先生的道學研究作了探討，總結劉咸道學研究的成果在于精辟概括了道教的文化傳統和全面梳理了道教的歷史脈絡與道派傳承，并指出劉咸忻秉承巴蜀樸實的學風，其道學研究呈現出“說理透徹、啟人心扉”和“考證翔實、獨具匠心”兩大特點，還高度評價了劉成“考察淵源流派”和“整理經典文獻”在中華道學研究史上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武漢大學國學院教授歐陽禎人主張將劉沅、章學誠、五四時期風起云涌的三大理論來源作為研究劉成先生子學思想之依托，認為劉咸圻在討論諸子學時十分注重材料的“考?！?、文本的“專究”，進而以綜合比較之“通論”將“中觀之說”和諸子學研究提升到哲學的境界；劉咸忻獨到之處在于：以“整合老孔，立足中觀，平和中正、任天圓道、天人相續相連的哲學思想”來評判先秦諸子發展源流和響應五四時期思想的偏執，并對諸子各家各派之間的相互影響與滲透研究也作了探討。西南民族大學教授劉俊哲將唐君毅的道德思想概括為是“對現代人類的善性追尋”，認為唐先生所言的“內部之自己”乃內在的、真實至善、本質性之心，是其道德尋求的形上之基礎，并由此而論述：對于人的道德價值，本質在于“自己超越實現自己”；對于人生的真正目的，基于本體之心的自主自定而“做你該做的”。還就“自的自己支配自己”之理想化道德生活、“自地‘求不陷溺’”之道德理想主義信仰和“以用達體”之道德實踐等內容進行了分析。

四、貫通三教的蜀學之佛道研究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李遠國研究員綜合前賢對藏川的兩種《十王經》等佛教原始經典之考證，認為十王信仰的出現與形成，與佛教的地藏王菩薩、道教的太一救苦天尊的崇拜直接相連，并與四川盛行的大量道教神祗及民間信仰神祗密切相關。認為《玉歷至寶鈔》詳細描述道士淡癡入冥界所見的地獄十王殿善惡賞罰情形，旨于解決佛教地獄主宰說上的矛盾和勸說人們行善以求得救贖。還對寶卷、水陸畫、石窟造像等十王信仰表現形式的產生和內容進行敘述，從而說明了十王信仰在四川地區逐步并最終融入大眾生活的流傳進程。西華師范大學教授金生楊論述了宗密的和合論是一種宗教哲學本體論、宇宙生成論、宗教修為層次論，是利用宗教哲學的深淺層次不同、宗教修證水平的高低不同，以深該淺、以高該低、全揀全收，來實現三教、教禪的融合，并深刻影響了宋明理學的本體論、心性論、修養論。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徐麟研究員結合原四川佛教會總務長圣欽法師(1869-1964)的生平事跡，著重介紹了其對峨眉山佛教事業的復興所作出的貢獻：重建祖庭、弘揚佛法，興辦教育、培養僧材，保護教產。

總體上，本次研討會不僅深入探討了蕭父先生蜀學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而且著力研究了以儒為主、融合三教的蜀學所蘊含的燦爛思想文化，這必將對進一步積極推進四川地區社會、文化建設和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產生深遠影響。